社科院副院长高培勇：扩基建要有所讲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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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如何判断经济形势。十九大之后所做的表述的是，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是结构问题，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因此，主要矛盾是结构问题，不是总量问题；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不在需求侧。

第二，宏观经济政策主线索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意思是说它不是需求管理，它是对需求管理的颠覆性变革和方向性的改变。

其三，宏观调控根本途径在于深化改革，不是政策层面的调整，而是要通过体制机制的深刻变革来做好相关方面的经济工作。

高培勇以减税降幅、基建投资等为例，谈化解风险如何把握重点。

谈到减税降费问题时，高培勇表示，减税落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样的方式和行动路线去实施减税，在新时代和以往有很大不同点。

以往降税的总体操作是总量性的操作。高培勇表示，以往我们认定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是总量问题，矛盾的主要方面在需求侧，我们实施的是以需求管理为主线的宏观经济政策，依靠的以政策的推动来实施的一种宏观调控机制。因此那时主要着眼点是扩大需求，减税的总体操作是总量性的操作，不问或者基本不问减税究竟是减谁的税、减哪种税，只要是减税，能够增加企业、个人的可支配收入，能够扩大社会总需求，减税的目的就达到了。

但是在新时代，主要矛盾是结构问题，矛盾主要方面在供给侧，政策主线索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且主要通过改革来推动的时候，这时候减税的主要目标是降成本。降成本，主要降企业的成本，降实体经济的成本。

因此，面对两种不同的状况，高培勇认为，虽然同样是减税，但是指向不同，总量性的减税就不合时宜，而必须是有针对性的减税。

“当意识到主要目标在于降成本，在于降低实体经济成本的时候，就得看减的税的归宿点能不能落在企业上。在落到企业上的这种操作当中，肯定会经过一系列的运行过程，这是要考量的。”高培勇说，即便为了应对中美贸易摩擦，需要启动新的减税措施，要进一步加大减税降费的力度，但不能忘记，此时的减税非彼时的减税，一定要瞄准于降成本目标，把减税的落脚点放在企业直接缴纳的各种间接税上，而非个人缴纳的各种直接税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操作思维。

在谈到基建投资问题时，高培勇说，最近一段时间看到不少人主张政府启用十年前4万亿投资那样的操作来应对当下的新挑战、新问题。但其认为，面对新的矛盾、新的问题、新的风险，启动扩大基建投资的措施无疑是必要的，但是绝不要忘记了主要矛盾在结构，矛盾主要方面在供给侧，政策主线索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推动力量是深化改革，这样一系列的判断。

“因此，这个时候的扩大基建规模的操作就必须有所讲究，不是扩大基建操作、增大社会需求就是一件好事情，操作不当，极容易再度放水，重走十年前的老路，难道十年前我们经历的那种经验教训就那么轻易被忘掉吗？”高培勇说。

因而，高培勇认为，扩大基建投资一定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密切结合在一起，要和补短板相挂钩，不是轻易增加基建投资。

“社会总需求增长了，我们就达到目标了，一定要看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短板在哪里，其他民生领域的短板在哪里，还有哪些我们必须尽快补上的短板，把增加的基建投资和补短板融合在一起，才可能收获我们预想的效果。”高培勇说。

高培勇表示，当前我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风险，有外部环境带来的风险，有国内经济运行本身带来的风险，但相比较而言，政策不当可能是最大的风险。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防止重蹈惯性思维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