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商项目：粤港澳大湾区将成世界级科创中心 三地互补打造新增长点

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再次描绘了建设世界级湾区的美好蓝图。

“在亚洲发展大局里面，粤港澳大湾区有十分特别的意义。由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已经提升到国家战略发展层面，它的成功将决定于它的创新能否为这个湾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动力，以及发挥中国与亚洲其他地区，以及全世界的重要联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4月9日在参加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粤港澳大湾区分论坛时表示。

她在会上透露，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规划很快将要出台，目前粤港澳三地政府正筹备举行宣讲会，准备一道去海外进行推广。她表示，随着香港开通港珠澳大桥、广深港高铁香港段等重大跨境基建，将实现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进一步促进大湾区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

今年3月7日在参加全国人大广东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东抓住粤港澳大湾区的重大机遇，携手港澳，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的城市群，这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明确了发展的目标，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林郑月娥坦言：“要建设举世瞩目的粤港澳大湾区，中央的大力支持是必不可少的。我们三地政府现在也希望能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出台以后，中央有一个高层次的领导指导我们的工作，为我们排忧解难，把这个事情做好。”

“纳入大湾区规划的范围的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珠三角的九个市是我国综合实力最强，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最具活力的区域之一。（粤港澳大湾区）土地面积达5.6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大约6800万，均居世界四个大湾区的首位。”广东省省长马兴瑞在论坛上表示。

马兴瑞介绍，粤港澳大湾区2017年的经济总量，达到10万亿人民币，拥有16家世界500强的企业和3万多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他表示，粤港澳大湾区确实有一些体制机制障碍，对于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便捷流动有一些规则的限制。目前的关键是，怎么能更好地把“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和天然形成的大湾区的优势更加聚集起来，将其能量聚集起来，形成一个更加强有力的增长。

在南丰集团CEO、香港前财政司长梁锦松看来，人才是知识经济、创新经济中最重要的角色，如何培养、留住、吸引人才，都是政府需要去思考的问题。

“粤港澳大湾区，在三地之间过关是需要排队的。我经常到深圳开会，如果每天花在过关上的时间太久，就影响人才发挥的能力。建议三地政府为人才颁发‘大湾区证件’，用高科技的过关方式，减少通关时间。”梁锦松表示。

同时，梁锦松指出，内地个人所得税税率较高也是很多港澳人才去内地发展面对的障碍之一。据悉，目前港澳居民如果在内地一年内居住超过183天，就需要每月缴交5%至45%的所得税，而同时也需要向香港税局缴交薪俸税。此外，目前在内地工作或就读的港人及其家属虽然是中国籍公民，都被视为 “境外人士 ”，无法以国民待遇享受内地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

打造世界级科创中心

马兴瑞认为，成为国际性的科技产业创新中心，是一个主攻方向。因为粤港澳大湾区跟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纽约湾区相比，最大的短板就是在这个方面。“我们恰恰是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包括聚集人才上能够占领制高点上。”

马兴瑞坦言，香港能够在特有的条件下，配置全球的创新资源要素，其能力在大湾区里面是最强的。“香港和澳门有一大批的科学家，有很好的原始创新的能力，这个有机的结合作用巨大。现在要打造香港、澳门、广州、深圳成为一个综合的、世界级的科技创新中心。”

至于如何将大湾区内现有的三个自贸区的互联互通进一步提升，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在论坛上认为，大湾区里面有三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可以建一个自由贸易区联盟，先让这三个试验区和香港、澳门对接，先行先试一些新的做法。“在一些有关贸易的做法上，例如关税的对接，包括其他方面的互联互通，都可以在这三个区域建起来。”

樊纲表示，香港亦可借大湾区建设将本地大学科研技术进行转移，与“中国硅谷”之称的深圳进行角色互补。目前香港与深圳的创新科技发展各有优势，香港科研由大学主导，多从事上游尖端的研究，但本地制造业北移，使科研缺乏中游转移及下游生产，而深圳科研则由产业主导，着眼于中下游应用研究。

以汇丰银行为例，近日该行宣布在广东及香港设立专注服务创新科技企业的服务团队，以拓展珠三角地区高科技行业带来的商机，并通过更紧密的粤港联动为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提供金融支援。

据悉，过去3年该行在广东地区的高科技企业客户数量增长超过一倍，未来“创新与科技业务团队”将专注服务科技创新企业，尤其是新经济领域内的中小企业。

突破香港人力、土地局限

对于作为国际金融、物流、航运中心的香港而言，粤港澳大湾区亦将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帮助其突破自身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瓶颈。

林郑月娥指出，无论是在创新或者是在联系方面，香港都可以为大湾区做出重要的贡献。首先，“一国两制”这个创新的政策方针，就是粤港澳大湾区独特的优势。粤港澳三地会更好地发挥各自的优势形成互补打造新的增长点。第二，香港拥有自己的经济、社会制度法律，加上自由开放的市场、优良的法制传统，以及跟国际标准高度接轨的营商环境，一方面将国际的企业引进大湾区，另一方面助力内地的企业走出去。

香港既聚集了大量专业服务和国际人才，又拥有“一国两制”的安排赋予的制度优势，是跨国企业进入亚洲及中国内地市场的理想平台。截至2017年6月底，香港共有3752家地区总部和地区办事处，代表其位于香港以外地区的母公司负责在中国内地及亚太区的业务。事实上，香港近年已成为广东企业“走出去”的首选融资平台之一，截至2017年年底，广东企业占在港上市的内地企业约21%。

香港国际机场是全球货运量第一、客运量第三的机场，同时有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和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并拥有5所名列全球100强的大学和优秀的科研能力及文化艺术枢纽。

林郑月娥表示，把香港有优势的产业、医疗和教育落户在大湾区，“要进一步发展，空间很重要，香港目前就是没有这个空间，（香港）现在经济发展的两大局限，一个是土地，一个是人力，人力包括人才或者其他的人力资源。对我们来说，大湾区的出现尤其是现在已经提升到国家的战略层面，马上解决香港进一步发展的局限。”

至于大湾区内11个不同城市之间如何进行分工与协调，她坦言：“香港和其他大湾区城市的重叠不是很厉害。除了港口以外，香港在金融服务业方面，无论是融资、投资，还是发债都是我们的强项。

此外，香港可以进行我们的研发、转化和孵化。而且，其他的大湾区的城市，无论是生物医药或者是人工智能的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需要融资或者上市又回到了香港来，大湾区是一个很好的方程式，让每一个地方发挥它的优势。”

对于澳门在大湾区内的角色和定位，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财政司司长梁维特在论坛上表示：“我们的人数不多，地方不够，我们也要寻求发展的空间，不可能每一个合作都是全面的合作，必须要精准。澳门在大湾区里如何发挥作用，必须通过深度的研究。广东省不同的城市都有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产业特征，我们必须看哪方面可以补充人家的短板，更重要的是符合国家所需，区域所需，精准地发力。”